天蒙蒙亮，林灶生去卸门板。门板叫一夜的露水泡得湿漉漉的，第二块板的腰上多了一道新凹痕，边上的漆花了一片——是前夜被人砸的。阿水已经蹲在门口，拿砂纸蹭那道凹痕，蹭得嚓嚓响。
“老板，换块板吧。”阿水说，“如果用新料，估计三块钱，下午就能钉上。”
“先不换。”林灶生把门板一块块卸下来，码到墙根，“新板子太扎眼。”
“扎眼？砸成这样，摆着才扎眼呢。”
“他们砸门，就是来看咱家慌不慌的。”林灶生说，“如果咱连夜换了新门，他们就知道咱怕了。不换，他倒要掂量掂量。”
阿水想了想，把砂纸放下：“难不成这一下，就白挨了？”
“不会。”林灶生说，“记着就行。”
小妹从门里探出半个脑袋，头发还翘着：“哥，阿水哥四点就起来烧火了咧，汤都吊上了！”
“哎。”林灶生应了一声，进了灶间。热气扑出来，沙茶香混着柴火味，在晨光里滚了一滚。西街正醒过来，卖豆腐花的挑子刚过街口，吆喝声拖得老长；开元寺的钟还没响，石板路上先响了一串自行车铃铛，早班的工人驮着饭盒拐进巷子，车铃一路脆响。
夜里，客人散了，店门上了板。林灶生坐在账桌前，就着一盏煤油灯，把半本虫蛀的菜谱摊开，字影影绰绰。他拿过一本新作业本，一笔一划地把能认的页子誊下来——沙茶面的汤底，面线糊的糊头，海蛎煎的蚝水，土笋冻的冻法。誊到红蟳米糕那页，“听汽”边上，他添了一行小字：汽声由急转绵，再焖三息——这是郑伯教的。
阿嬷端着一碗水进来，看了一眼作业本：“抄它做什么？怕书坏了？”
“书翻一回薄一回。”林灶生说，“抄一份，搁外头用。原来的那本要好好收起来。”
阿嬷没应声，站了一会儿：“你写信给郑伯了？”
“写了。问沙茶整鸡的腌法，还有膏的分量。”林灶生顿了顿，“郑伯耳朵背，说话得用喊的。给他写信呢，有他孙子念给他听。”
阿嬷点点头，走到门口，又回头：“信上，别写福春楼三个字。”
林灶生手里的笔停了停：“知道了。”
誊完最后一页，他把菜谱夹层里那半张地契取出来，看了两眼，又收回去。那张在旧址墙根捡的名片，也夹进了新本子的封皮里。
郑伯回信了，邮差在门口喊：“林灶生！你的信！”小妹抢着去接。信封上贴着八分钱邮票，字写得歪歪扭扭，一笔一划的。林灶生拆开，信写了两页。头一页说沙茶整鸡：沙茶粉要自己擂，花生、虾米、辣椒、香茅，擂到出油；鸡要隔夜腌，腌足十二个时辰，皮红，肉白；下锅前拿刀背把鸡骨敲一遍，骨头敲裂了，味才进得去。后一页笔迹重了些：那家的人，又托人来寻我了，说要出二十块钱，请我去城里说古。我没应。灶生，你那边，也当心。
阿嬷站在灶间门口，擦着手，听他把信读完，说：“郑伯是个实心眼子的人。这情，咱要记着。”
“记着。”林灶生把信折好，压进菜谱本里，“信我收着，过些日子，再给他回一封。”
夜里，他把菜谱又翻了一遍。能认的页子，原先三成；经过郑伯来回的印证，就有七成了。缺的那三成，在人家的嘴里，可不在纸上。
又过了两天，阿秀嫂的声音从街那头一路响过来：“灶生！灶生！你家有信！南洋来的！”她小跑着，扬着一个蓝边的航空信封。林灶生接过信，信封上贴着一排花花绿绿的外国邮票，有船，有椰子树，邮戳盖得模模糊糊，凑近了看，才认出是吕宋的字样。阿秀嫂喘着气：“邮局的人说，是侨批，从马尼拉来的！灶生，你家在南洋还有亲戚啊？整条街都传遍啦！”
母亲从里屋出来，接过信封，翻过来看了又看，手有点抖：“是你舅的字。”
“舅？”小妹踮着脚，“哪个舅？”
“你娘的弟弟。”阿嬷从灶间出来，在围裙上擦手，“走南洋，走了二十多年了。”
母亲拆开信，就着门口的光看。看完，把信递给林灶生。信是毛笔写的，字很端正：听说西街林家的后生，把阿公的沙茶面做回来了。我在马尼拉开了一间杂货铺，日子过得去。手头紧，就说一声，我汇钱回去。南洋这边的沙茶粉、虾米、干贝，比国内便宜，要什么货，我捎回去。等我把铺子里的事理一理，得空就回去看你们。
“你舅说啥了？”阿嬷问。
“说，可以帮忙把店做好。”林灶生把信折好，“手头紧，他汇钱；要货，他帮忙捎。”
阿嬷点头：“你舅是个有心的。当年他走南洋，你阿公就说过，这后生有胆，饿不死。”她顿了顿，“信收好了。这话，不要往外传。”
“知道。”林灶生说。他把信压进账本底下。母亲站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舅还记着这个家。”
晚上，客人走净了，林灶生把账本摊在灯下。面一毛二一碗，日头好的时候，一天卖出去几十碗，加上卤蛋、醋肉、猪脚汤，流水有个二十几、三十元。除去柴米油盐，一天能落个七八块。他拿铅笔一行行算过去，到最后一页停了笔。抽屉里的钱，数了又数，拿牛皮纸卷成几卷，橡皮筋箍住。
“老板，数钱呢？”阿水蹲在灶间门口，手里攥着一把柴火，“这几天生意好，街坊都说，林家的面香又回来了。”
“嗯。”林灶生把钱卷进牛皮纸，“明儿，跟我去趟陈伯家。”
“干啥？”
“还账。”
阿水站起来：“欠陈伯的？还多少？”
“四十七块三。”林灶生说，“账目的事，别跟人说。”
“晓得。”阿水把柴火往灶膛里一塞，“我这张嘴，您放心。”
第二天，林灶生揣着钱去了陈伯家。陈伯坐在天井里的老龙眼树下，给一只旧怀表上弦，见他进来，把表放下：“来了？”
“来了。”林灶生把牛皮纸包放在石桌上，一层层打开，“陈伯，我爹欠您的，五十七块三。先前还了十块，这是剩下的四十七块三，您点一点。”
陈伯没动。他看了看那堆钱，一叠毛票，几张一块的，还有几个硬币。看了好一会儿，才伸手，一张一张地点。点完，又点了一遍，收进怀里。
“你爹的账，清了。”陈伯说。
天井里静了一阵。龙眼树的叶子沙沙响，蝉叫得一声比一声急。
“清了就好。”陈伯又说，“灶生，往后这店，你名下干干净净，谁也不欠。”
林灶生站起来，鞠了一躬：“陈伯，这些年，谢您宽限。”
“谢什么。”陈伯摆摆手，压低声音，“有一桩事，跟你说一声。前几日，有人来问我，你这店的房租是多少，一年进出多少，有没有人给你撑腰。那个人是戴金丝眼镜的。”
林灶生的手在裤缝上捏了一下：“您怎么回的？”
“我说，房东只管收租，别的一概不知。”陈伯说，“他走的时候，留了一句话，说改日再来拜访。”又说，“灶生，那人来路不正。你手里要是有什么东西，该收的，收好。”
“知道。”林灶生说。
“知道就好。”陈伯重新拿起那只怀表，“回去吧。面馆晚上还要忙活。”
夜里，西街静下来。石板路上只剩虫明声。林灶生把灶膛的火拢起来，从井边提来半桶水，泡上糯米。阿水蹲在灶膛前添柴，火苗舔着锅底。
“老板，大半夜的，蒸什么啊？”阿水问。
“红蟳米糕。”林灶生把糯米捞出来沥水，红葱头切碎下油锅炸，“米要隔夜拿老酒浸，浸到米心发软。”
“蟳呢？这会儿上哪儿买蟳去？”
“先用海蛎凑合。”林灶生说，“练的是那口气。”
“气？”
“汽。”林灶生盖上锅盖，“你听——水开了，汽顶盖，是急声。等它由急转绵，再焖三息，就起锅。”
阿水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：“我听不出来。”
“多听几年就听出来了。”林灶生说。锅盖边沿冒出一缕一缕白汽，把油灯的光搅得雾蒙蒙的。灶间的梁上挂着去年晒的萝卜干，让热气一蒸，散出一点甜味；墙角的水缸里湃着半截西瓜，井水凉丝丝的，水面映着灯影，一晃一晃的。蟋蟀在檐角断断续续地叫，歇下去的时候，整座古厝就只剩下汽声和柴火的噼啪声。
第一锅起出来，他拿筷子夹了一粒米，放进嘴里嚼。嚼了两下，眉头皱了皱：“早了。米心还硬。”
“那怎么办？”
“倒了重来。”林灶生重新淘米，“第二锅，多焖两息。”
第二锅上汽的时候，阿水已经打了三个哈欠，往灶膛里添了两根柴，蹲在那儿又问：“老板，你天天夜里练这个，到底图啥？”
林灶生没答。他掀开锅盖，热气扑了一脸。米糕的香混着红葱头的油香，在灶间里滚了一圈。他拿勺子舀了一勺，吹了吹，尝了一口，咽下去，又尝了一口。
“阿水。”他说。
“哎。”
“明年这时候，”林灶生把锅盖盖回去，白汽从缝里挤出来，“我要把福春楼的招牌，重新挂起来。”
阿水蹲在那儿，没动。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，他的影子在墙上晃了晃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说：“那我把柴，多备两担。”
“嗯。”林灶生说，“多备两担。”
锅里的汽声，由急转绵。第三锅，焖足了三息。窗外的石板路上，谁家的狗又叫了两声。西街还睡着，开元寺的钟，要等天亮才响。